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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明六队新家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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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节的事  

2010-06-08 12:40:20|  分类: 生活之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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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祝新家园的所有成员端午节快乐!

         

 

转贴:端午节的历史与风俗详考

转自于“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黄震云教授博客”

 

“端午节”考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[摘要]

端午历来被认为是恶日,不详之日。原因是五月已经是夏天,阴阳气息交会,容易损伤脾肺,又虫蛇尽出,因此必须注意养生;出于人文的因素,五月南方有取毒物制蛊伤人作为,俗以端午出生的孩子妨害父母,像孟尝君端午生,因此曾被要求遗弃。也因此就有了食黍、浴兰、挂艾叶、系五彩、饮药酒、不放逐贤臣等习俗。殷商、西周以来作为礼制,具有国家意志性质。

战国以后,由于端午习俗的必要性,国家意志转化为民俗。演化为多种形式,如食角黍、浴兰、竞渡等。北周时期,端午日黄河清五百里,分别被北周和隋朝统治者看成是谶纬,如河图洛书,因此五月五日开始成为大喜吉祥的日子。期间齐后主、唐代宗皆为端午出生,因此端午成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得到确认。屈原是伏清流死直的逐臣,因此从汉代以后为人们所纪念,对应习俗和隋朝瑞兆,成为端午纪念的名人,竞渡也因此与屈原有关。因为端午的反复变化,节日的热闹繁华,纪念屈原的情怀,因此引起诗人的诗兴,端午文学因此产生。

[关键词]

     端午,厚生,吉祥,习俗。

端午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,也是我国当代法定的国家节日,还是世界文化非物质遗产之一。但是端午究竟是如何产生的,端午节的重要内容如竞渡、角黍(粽子)、兰浴等习俗又是怎么来的,又怎么会联系到屈原?这些看上去不搭界的习俗为什么集中在五月五日?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内涵?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究竟有什么关系?似乎人们并不热心深究。著名学者闻一多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过《端午考》一文,[1]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,也是传统的儿童节,是为了纪念屈原,还认为与宫廷贞操验证等有密切的关系,学界认为离题太远。闻一多的《端午考》和1942年1月开始演出的郭沫若的剧本《屈原》[2]在创意上很相似,倡导民族赤子之心,都是为了抗战的需要,用心不在端午本身,不宜深责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09年9月30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的76个项目,中国“端午节”[3]名列其中。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的第二条要求“保护,指采取措施,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,包括对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、立档、研究、保存、保护、宣传、弘扬、传承(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)和振兴。”因此,我们有必要考定端午节节日习俗的由来、变化和内涵。

一、端午食用角黍习俗。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是西周以来三本关于礼的书,因此中国也称礼仪之邦。在《礼记》的月令记载,每年五月要给王进献黍,在礼制上属于蒸尝礼的范畴,所谓蒸尝就是将时令的和好的食品进献给祖宗、鬼神和君王。那么黍就是仲夏尝蒸之物了。按照《仪礼》的记载,吃法是饎,饎就是做成熟食,放在鼎中,加上水来煮,因为黍的颗粒很小,所以只能做成饼快或者蒸制。[4]

晋朝周处写有《风土记》一书,里边说:“仲夏端午,烹鹜角黍”。[5]就是说在仲夏端午这一天,煮鸭子和角黍吃,角黍就是粽子。黍的颗粒很小,又叫黍谷,不好单吃,所以要做成团块。说明至少晋朝,就有端午吃粽子的习俗了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百五引用《尚书》中有葛伯仇饷一词[6],说商汤时期葛伯抢了农民的黍肉饷,还把农民杀了。所谓黍肉饷就是黍做成的熟食,也就是角黍的前身。所以食用粽子的习俗应该非常古老,从尧舜时代就已经相对存在,殷商时也很广泛。这大概是目前我们知道最早的关于吃粽子的习俗了。

为什么要在端午吃角黍,不吃别的,是古人出于对自然节气和人体关系的认识。古人认为,仲夏端午自然气息不利于人的身体,特别伤肺,而黍主肺,因此食黍可以安肺,当然食黍过量也会引起肺阴,产生毛病。[7],因此仲夏要“祭先肺”,君主行尝黍礼(《礼记·月令》[8])。梁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[9]记载是夏至节日食粽,以新竹为筒蒸粽,则与古今都不同,说明当时民间吃粽子时间上有差别。当时吃的粽子相当于用竹筒蒸熟的黍饭。

二、端午浴兰菖、挂艾叶、系五彩、饮药酒、佩香囊等习俗。五月五日,传统认为是个不吉祥的日子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说孟尝君就是五月五日生的。孟尝君父亲田婴,是齐威王田齐(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43年)的小儿子、齐宣王辟强(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324年)的弟弟,说“五月子者,长与户齐,将不利其父母。” [10]就是说孩子长到门户高的时候,父母就要倒霉了。

汉代应劭的《风俗通》说,生男的不利于父亲,生女的不利于母亲。[11]究其原因,古人认为五月五日阴邪气最盛,五毒尽出。根据三礼,先秦时代,君王们一直研究治乱的办法,最终选择养,就是养身,满足人的需求和保养,这样就能够保证安定,弘扬道德。因此,用香草养鼻子、养身体,用舞蹈和色彩、美女养眼,用音乐养耳朵和身心,用五味来养口,用车辇来养腿,等等。因此就有兰浴、菖蒲浴、佩戴香囊等习俗,不仅仅是端午,平时也会这样,但端午必须这么做,因而形成礼制。

汉代的《大戴礼记》夏小正说:“午日以兰汤沐浴”。[12]认为五月见参星,参星是伐星,兰草可以避不详,事大神,还可以养生。至今日本还有菖蒲浴的习惯。但古人讲养,又强调不能过度,所谓五色令人目盲,性为伐命之斧,等等。根据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[13],冬至后五旬七日,菖蒲生,菖蒲为百草之先生者也,孟夏之昔,杀三叶而获大麦。可见菖蒲还是节候的标志,又由于菖蒲煮水具有杀毒功能,所以还会喝菖蒲酒,雄黄酒。

至于长命缕,也就是五彩线有两种说法,一是梁朝吴均《续齐谐记》说的为避免屈原为蛟龙伤害,二是把五彩丝缠在楝树叶上系在臂上,黄色在中间,可以长寿。后一种仍然是趋利避害行为,因为楝树苦,可以驱毒,五彩是神圣的意思,黄在中间,则反映了早期尚黄的习俗。梁代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录说是为了避兵和瘟疫,比较接近原意。《山海经》记载,凤凰“五彩而文”,洞庭一带祭祀山神的时候往往都要用五彩作为贡献物品的边饰,也是一样的道理。[14]

还有一些失传的习俗,如汉代食用“枭羹”的习俗,认为枭是恶鸟,因此要把猫头鹰做成羹,赏给大臣和诸侯,以去毒厌胜。(见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)[15]还有把艾叶剪成老虎的形状,或者用雄黄酒在小孩头上写上王字,以及端午驱鬼、向皇帝进美女、斗草,等等,这些现在都不大流行了。

由国家行为的礼制转化为民间的习俗,其时间应该在西周礼崩乐坏,诸侯争霸的时代。由于礼制本身来自生活,有一定的科学性,因此民间得以保留,并根据需要逐步丰富。夏季天气燥热,人易生病,瘟疫常常流行;惊蛰以后蛇虫繁殖,易咬伤人,所以才逐步形成这些习俗,提醒人们珍爱生命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,五月五日,当时有行蛊的风气,就是抓获蛇等毒虫,让其相互残杀,最后剩下的用来作杀人武器,因此非常歹毒。[16]这是端午节日多种元素产生的共同点。

三、端午竞渡和纪念屈原习俗。根据三礼等书,在西周,帝王的车马普遍爱好以龙尾装饰,乘鸾路,驾苍龙,载青旗,衣青衣,服青玉。春末,要告舟备具,天子要乘舟举行宗庙祭祀大礼。四月份,天子又命令有司祈祷祭祀山川河流,举行大型的几天求雨仪式,要求各地各阶层人员想法设法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,祈求丰年。

根据《穆天子传》[17],最早乘龙舟的是周穆王,乘鸟舟龙浮在洧水大沼中,乙本或作凫舟或龙舟。其他古籍中都称驾两龙而已。屈原《九歌·湘君》中“驾飞龙今北征,邅吾道兮洞庭”[18]。既然龙船是天子车驾,当然百姓不能使用。但礼崩乐坏之后的战国时期,就没有这些规矩了。因此屈原说的飞龙,应该就是龙舟,所谓飞龙,当然指的是速度,那么之后形成竞渡也就不足为奇。

汉代刘安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“龙舟鷁首,浮吹以娱”[19],是说划着龙船在水中飘游,奏乐。刘安认为,凡乱之所由生者,皆在流遁,流遁之所生者五。驾驶龙舟鸟首船是五者之一,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。后代的龙船歌和龙船调大概因此产生。《荆楚岁时记》引邯郸淳朴《曹娥碑》,记载五月五日东吴人在水中迎接伍子胥,曹娥落水,因此形成龙舟竞渡,亦成为纪念曹娥的日子。《越地传》说这一习俗为勾践创立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,荆楚人为了纪念屈原,伤感其五月五日投水,因此在这一天一方为水军,一方为水马,演习打捞屈原,州将和百姓在两岸观看。而北方又有端午纪念在曹国割股饲晋文公的介子推。因此,竞渡有三个来源。其中荆楚为地方官方怀念贤臣行为,北方亦为怀念贤臣为民间行为,吴越纪念伍子胥也是民间怀念贤臣行为。同是梁朝的吴均写的《续齐谐记》[20]中也说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水,因此产生包粽子一说,称这是屈原托梦。因此,纪念屈原比较普遍。

    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》卷十二有阙名《明堂月朔令》说,仲夏之月朔令曰:“振贫穷,惠孤寡,虑囚疾,出大禄,行大赏。其禁:弃法律,逐功臣,杀太子,以妾为妻。”[21]将逐功臣作为仲夏的禁忌,历史上最著名的逐臣是屈原,那么,联想到逐臣屈原也在情理之中。中国诗学代有鼎新,因此纪念屈原和文学创作就和端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。

端午竞渡最早成为国家吉祥节日的是隋朝。根据《北史》记载:

昔周保定二年,岁在壬午,五月五日,青州黄河变清,十里镜澈。齐氏以为己瑞,改元,年曰河清。是月,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州刺史。历年二十,隋果大兴。臣谨案《易·坤灵图》曰:“圣人受命,瑞必先见于河。”河者最浊,未能清也。窃以灵贶休祥,理无虚发;河清启圣,实属大隋。午为鹑火,以明火德;仲夏火王,亦明火德。月五日五,合天地数,既得受命之辰,允当先见之兆。开皇初,邵州人杨令悊近河得青石图一、紫石图一,皆隐起成文,有至尊名,下云“八方天心”。永州又得石图,剖为两段,有杨树之形,黄根青叶。汝水得神龟,腹下有文曰"天卜杨兴”。安邑掘地得古铁板,文曰"皇始天年,赍杨铁券,王兴”。同州得石龟,文曰"天子延千年,大吉”。臣以前之三石,不异《龙图》。何以用石?石体久固,义与上名符合。龟腹七字何以着龟?龟亦久固,兼是神灵之物。孔子叹河不出图,洛不出书。今于大隋圣世,图书屡出。[22]

按照《北史》的记载,北周人认为,黄河清是他们的祥瑞,因此将保定年号改为河清。五月五日就成为吉祥的日子,而不是恶日、不详之日了。但是,隋朝的统治集团认为,黄河清是隋兴的标志,其原理是《周易》,又合天地之数,相当于河图洛书,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,河清启圣,实属大隋,午为火,以明火德仲夏火,王亦明火德。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,既得受命之辰,允先见之兆。说明隋朝的建立具有合法性,是天道的表现。因此,强化了五月五日的吉祥特征,规定为国家庆贺的节日。再加上齐后主、唐代宗等都是五月五日出生,因此五月五日是大吉大利的日子自然也就稳当地确立了。

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:“大抵荊州率敬鬼,尤重祠祀之事,昔屈原为制九歌,盖由此也。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,土人追到洞庭不见,湖大船小,莫得济者,乃歌曰:‘何由得渡湖’,因尔鼓棹争归,竞会亭上,习以相传,为竞渡之戏。其迅楫驰棹,歌乱响喧,振水陆,观者如云,诸郡率然,而南郡襄阳尤甚。二郡又有牵钩之戏……俗云以此厌胜,用致丰穰。”[23]根据《隋书》,纪念伍子胥、勾践、屈原已经统一为纪念屈原一人了。目的是移风易俗、趋利避害。隋唐统治者本系姻亲,自然承续,因此端午节是一个由国家节日的礼制转化成的民俗,又经过通过官方推动,确立为国家节日,逐步丰富定型和流传的重要节日。

由于地域原因,各地的端午过法还是有一些区别。古代端午有斗力之戏,因此发展到北方辽金就又有了射箭之戏,完全不同于西周的大射、乡射之礼。端午本身就有娱乐的成分,因此端午体育竞技、走马踏青、饮酒赋诗、服饰打扮、礼尚往来、敬老放殃等。地不分南北,人不分老少,端午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,但又因地制宜,各具特色。

四、端午和文学。端午节又叫诗人节。端午节选择屈原作为纪念对象也有必然性。屈原喜欢说的就是伏清流以死直,也应了海晏河清的谶纬。丰富精彩的端午也就成了诗人节。唐玄宗亦曾端午赋诗多首。其一《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》说:

五月符天数,五音调夏钧。旧来传五日,无事不称神。穴枕通灵气,长丝续命人。
四时花竞巧,九子粽争新。方殿临华节,圆宫宴雅臣。进对一言重,遒文六义陈。
股肱良足咏,风化可还淳。[24]

    将端午看成是华节,是合天地之数,亦是隋朝已经论证过的结论。认为端午还可以食粽、长寿、陈义、风化等等,真是好上加好的日子。苏东坡《念奴娇》更是着意“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有的还与放风筝联系起来。写端午的诗词很多,其中唐代中后期曾担任过徐州刺史的张建封《竞渡歌》描写竞渡的场面最为出色:

五月五日天晴明,杨花绕江啼晓鹰;使君未出郡斋外,江上早闻齐和声; 使君出时皆有准,马前已被红旗引;两岸罗衣扑鼻香,银钗照日如霜刃;鼓声三下红旗开,两龙跃出浮水来;棹影斡波飞万剑,鼓声劈浪鸣千雷;鼓声渐急标将近,两龙望标目如瞬;坡上人呼霹雳惊,竿头彩挂虹霓晕; 前船抢水已得标,后船失势空挥挠。[25]

     端午那天,天气晴朗,春花飞舞,竞渡还没有开始,欢叫声已经声声入耳,红旗导引,两岸美女的扑鼻香味让人马上就已经陶醉;彩旗飘舞,呼声雷动,龙舟竞发,男人们各显英雄本色。这样热闹的场面谁不想看看?多情的诗人们又怎么会没有诗呢!

端午,作为我国传统的节日,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漫长的历史,通过多元具象,表现了我国人民热爱和平、正直、高尚的情操,厚生乐生养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,务实科学而美丽的生活方式。端午节是开放的绿色的节日。就在今天,过好端午节,对于展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质文化,体验美好生活情趣,和谐人伦关系,发展旅游事业,推动经济产业的综合发展,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在都是很好的机会和载体。

 



 


 


 

[1] 闻一多《端午考》,《文学杂志》2卷3期,1947年8月。


 

[2] 郭沫若:《历史?史剧?现实》,《郭沫若全集》19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,296页。


 

[3]《非遗"项目迎来"中国年" 入选名录总数名列第一》,《人民日报》,2009年10月12日


 

[4] 《仪礼》卷十五特牲馈食礼,中华书局,1998年,217页。又见《周礼·天官·宫人》、《诗经·大雅?泂酌》等。


 

[5] (梁)宗懔:《荆楚岁时记》,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,106页。


 

[6] 《尚书》卷四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,中华书局,1998年,22页。


 

[7] (清)严可均:《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》淳于意对问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,219页。


 

[8] 《礼记》卷五,中华书局,1998年,56页。


 

[9] (梁)宗懔:《荆楚岁时记》


 

[10] (汉)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七十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266页。


 

[11] (汉)司马迁:《史记》卷七十五注释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266页。


 

[12] (清)王聘珍:《大戴礼记解诂》1998年,39页。


 

[13] (战国)吕不韦:《吕氏春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,464页。


 

[14] 袁珂:《山海经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,南次三经16页、中次十二经179页。


 

[15] (汉)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50页。


 

[16] 《隋书·地理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114-115页。


 

[17] 《穆天子传》,岳麓书社1997年,237页。


 

[18] (战国)屈原:《楚辞·九歌》


 

[19] (汉)刘安:《淮南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,82-83页。


 

[20] (梁)吴均:《续齐谐记》, 文渊阁四库全书  子部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。又闻一多:《神话与诗》,古籍出版社1956年,221页。


 

[21] (清)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》卷十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87页


 

[22]《北史》卷三十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138页。


 

[23] 《隋书·地理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,114-115页。


 

[24] 《全唐诗》卷二百七十五,中华书局1979年,3117页。


 

[25] 《全唐诗》卷三,中华书局1979年,27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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