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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明六队新家园

此图由梁显能兄摄于下明六队村边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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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明六队新家园博客是为所有在原海丰农场下明六队生活、工作过的战友而打造的博客园地。宗旨是:回忆的园地、交流的平台、沟通的渠道、互助的桥梁,心灵的驿站,是一个原下明六队战友的精神新家园。 所有在下明六队生活、工作过的战友都是这个家园的成员,是五卯酉边上下明六队另一种形式重建和发展,也是下明六队战友情谊的延伸。因此,我们把她定名为“下明六队新家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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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1949年上海上万无业游民被遣送苏北农场垦荒(续)  

2011-09-24 11:36:4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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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1949年上海上万无业游民被遣送苏北农场垦荒(续) - 五卯酉 - 下明六队新家园
 现海丰农场场部

    终老农场

60个春秋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瞬,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整整一生。当年和张永兴老人一同被送到苏北的同伴如今已经所剩无几。来到这里后,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上海。

笔者问他:“为什么不考虑离开呢?”

“走不了的,走出去几十里路都看不到一个人影,也没有路。不管你跑到哪里都会被抓回来。以前‘法总’跑了几百人,最终大部分都被抓回来了!”

苏北垦区没有围墙,建设之初警卫力量有限,经常发生游民逃跑事件。张永兴老人所说的“法总”是新人村四村。1950年7月,游民大部队正式开到垦区的第二天晚上,几百游民发动暴动,殴打干部、捆绑警卫,并集体逃亡,那一次逃走了800多人。这次事件以后,垦区专门从苏北行署调来了两个营的兵力担任警卫工作。

按照当初计划,以每一个游民平均4亩地计算,苏北20余万亩土地至少可以安置5万游民,但是1951年以后上海却没有再遣送游民到苏北。可能是垦区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垦殖,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市政府认为将“游民”安置到垦区进行农业生产并非上策——垦区第一任局长黄序周就曾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:“改造上海的游犯,必须根据不同对象,予以不同的改造,和予以不同的出路,单独使用一种方式方法会失败的,弄得政府吃力不讨好。”

“游民”并不愿意终老此地,根据当时的调查,愿意在垦区安家立业的“游民”不到5%。同时黄序周也指出,要实现把苏北垦区盐碱地变成良田沃野,非万亿元不为功——当年张謇耗费巨资在此垦殖就以失败告终,这对于上海无疑是个巨大的财政负担。因而此后上海不再将“游民”安置到苏北垦区了。

三个等级

上海农场人主要由几部分组成,首先是上海遣送到垦区进行改造的“游民”、流浪儿童、残疾人和被收容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分子,他们改造结束后大部分成为场员。1958年游民改造结束以后,上海农场又作为劳动教养基地,接收了一批劳教犯人和少年管教犯人,他们解除教养后被安置到农场从事生产劳动。其次是上海派遣的管教干部,包括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两部分;后来农场自办工业,招收和引进了一批扬州的造纸工人和常州的电力工人,他们也成为技术干部的一部分。再次是上海安置到农场的一批“三高青年”,类似于其他地方高中毕业的“城市下放社会青年”,他们是农场工人中政治地位比较高的一群人。

现在在上海当医生的胡先生是第二代农场人。他的母亲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大学毕业生,曾在国民党的医院工作过,当年在垦区当技术干部。他说,“农场有三种人,第一等级是干部,包括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;第二等级是‘职工’,主要是长大后的流浪儿童,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;另外还有一部分农场工人,他们在农场自办的工厂劳动,是农场中的工人阶级;第三等级才是场员,虽然已经改变了游民或罪犯身份,但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。”

农场这三个等级在政治上泾渭分明。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命运:自从来到垦区,就再也难以离开农场,回到上海。上海市政府原来规定选派干部去垦区工作几年以后可重新调回上海,但实际上大多数普通干部有去无回,连子女也被迫留在农场。对许多在上海工作的人来说,被组织上选派去垦区工作,相当于是“发配充军”。

飞地

改革开放以后,上海市政府落实政策,在上海七宝、华漕、江桥等地修建了大量房屋,安置农场干部退休后回上海定居。现在农场学校只办小学和初中,所有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到上海读高中,跟上海学生一起参加高考,享有跟上海学生完全同等的权利,许多农场子弟都借此良机离开农场,进入父辈们念念不忘的上海。

上海农场是上海在苏北的一块“飞地”。那里离上海几百公里,曾经需要乘船转车两天两夜才能到达,现在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从苏北抵达上海了。

在这块“飞地”上,农场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,他们说的是“上海农场话”。农场话跟普通话接近,糅合了上海话、苏北话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方方言,并与普通话对接,外地人一般都能听懂。四岔河地区属于上海农场,人们说农场话。但其间有一条不长的“小街”属于大丰市,人们说苏北话,外地人一般难以听懂,真可谓一街两世界。虽然农场人也能听懂苏北话,但他们却从心理上拒绝说苏北话。在他们看来,农场话才是他们的正式语言。

至今依然在农场的老人们,不时会说上一句“阿拉也是上海人”,而他们的后代,在农场落地,在农场成长,“上海”只是他们记忆中父母无数次提及的,却陌生而不可触摸的他乡。

现在的农场人都拥有上海户口,农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是比照上海同级别人员工资确定,因此农场干部在当地都属于高收入人群,甚至普通农场干部的工资都可能比大丰市长工资高。

“老上海”的最后一个据点

上海农场不仅收留了“上海游民”,也收留了“老上海”的风情,一度成为“老上海”的最后一个据点。

1949年以后,新政府立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改造。这座被视为“资产阶级奢侈腐化生活象征”的城市,一切与“生产活动”无关的事物都被取缔、清除,曾经遍布上海大街小巷的咖啡馆、茶楼等休闲娱乐场所都被视为培养资本主义情调的地方,一律扫地出门。很快,上海就成为了一个单调、沉闷的“工业基地”。

然而,在远离上海的大丰市四岔河边,一群被放逐的“上海人”却重续咖啡香。一座小茅屋,三五长凳,几张小方桌,随意摆放在垂柳之下,一台老旧唱机传出那似乎是穿越时空而来的老唱片的悠扬吟唱。不一样的“咖啡馆”,一样浓郁芳香的咖啡。在凉风习习、河水涔涔的四岔河边,“农场咖啡馆”成为老上海顽强生命力的象征,也是上海情调、上海文化在遥远苏北保留的火苗,是离开上海的人们最大的安慰。

“没事的时候母亲最喜欢去河边小茅屋喝咖啡,听那已经不知道放过几百遍的旧唱片,而且经常一坐就是半天,只是静静地盯着河水发呆。”胡先生至今对那个地方深有感触,“可能,她是太想念上海了。”

同样经历过颠沛之苦、在上海又生活了20年后,胡先生对母亲当年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样一群对老上海留恋不已的人中,老上海是挥之不去的旧时记忆,也正因如此,在遥远的四岔河边才有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怀旧已经不再需要遮遮掩掩,上海大街小巷咖啡馆、茶楼雨后春笋般重生,四岔河边的咖啡馆早已踪迹全无,留下许多的惆怅和无奈。

原文载于《看历史》20108月刊,原题为“无地自容:被‘放逐’的上海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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